玄奘晚年被五品小官指责辩论胜利后大病一场:佛法恐怕难以兴盛

2022年10月17日

唐高宗显庆元年(655)十二月,57岁的三藏法师玄奘一病不起,他当时住在皇宫凝云殿西阁。

此时的大唐江山早已更换了主人,太宗李世民在贞观二十三年(649)五月驾崩,太子李治继位当上了皇帝。“一朝天子一朝臣”,以长孙无忌、褚遂良、丁志宁等人为首的“旧臣集团”,自然遭到了李治的极力打压。

而另一方面,14岁入宫成为“才人”的武则天,在永徽六年(655)的“废王立武”事件中取得胜利,被高宗李治正式册封为了皇后。武则天的胜利,标志着长孙无忌等人的全面失败,唐太宗李世民的时代就此终结。

由此,摆在玄奘面前的是极大的难题,他必须要在错综复杂的势力中做出选择——玄奘站在了李治这一边。

然而,李治却并未像玄奘所想象的那样,与太宗李世民一般大力扶植佛教。相反,尚乐奉御吕才这一小小的五品官,成为了李治打压佛教的“马前卒”,在永徽六年(655)对天下僧众之首玄奘横加指责。

玄奘深知这是一个陷阱,一直都不予理睬。然而,玄奘弟子慧立不谙世事,找到了宰相丁志宁评理。事态由此扩大,李治下旨令玄奘与吕才公开辩论,引发了儒佛两家的舆论大战。

玄奘三藏非常轻松就赢得了辩论,但心内却如同明镜一般,他深知自己不是李治的对手。

果然,不久后慈恩寺译场就被李治派人监管,而玄奘也被召进宫中“相伴左右”。入住皇宫凝云殿后的玄奘忧心忡忡,很快就生了一场大病,而摆在眼前的道路却更为艰难。

此事的来龙去脉究竟如何?一代高僧玄奘晚年为何卷入政治斗争?他的最终结果又是怎么?欲知此事,且待庵主为您娓娓道来。

大唐贞观二十二年(648)十月,中国佛教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,著名的长安大慈恩寺建成了。

在这里要澄清的是,虽然当时唐太宗李世民还活着,并且写下了著名的《三藏圣教序》。但是,大慈恩寺并非是李世民主导建造的,而是当时的太子李治。只不过,很多人受《西游记》的影响,认为慈恩寺是李世民敕令建造的。

营慈恩寺,渐冀向功,轮奂将成,僧徒尚阙。伏奉敕旨,度三百僧,别请五十大德,同奉神居,降临行道。其新建道场,宜名大慈恩寺。别造翻经院,虹梁藻井,丹青云气,琼础铜沓,金环花铺,并加殊丽。令法师移就翻译,仍纲维寺任。

太子李治下达了《建大慈恩寺令》,目的是为了追念自己的生母文德皇后长孙氏,同时也有政治上的考量。

李世民当时已经行将就木,他的身体状况非常差,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。因此,晚年的太宗愈发笃信佛教,经常召见玄奘为其讲经说法以求福报。

因为《西游记》这部小说的影响实在太大,所以真正的历史事实都被掩盖了。其实,李世民与玄奘相处的时间并不长,只有短短不到5年而已。

玄奘三藏贞观元年(627)长安出发,“冒越,涉遍流沙”,前往天竺取经行程五万余里。他回到长安的时候,已经是贞观十九年(645)正月,在此之前,玄奘还特意在于阗地区停留了半年左右,让弟子给太宗上表请求原谅。

所以,小说影视中的“御弟”、“通关文牒”、“唐王之命”等等说法,统统都是吴承恩杜撰的。玄奘的确与一位皇帝结为兄弟,但那是高昌国的皇帝,他取经回来的时候,高昌国已经被大唐灭掉了。

而李世民对佛教的态度,其实分为前后两个阶段,他并不是一开始就接受并尊奉的。

玄奘回国之初,李世民并未表现出对佛教过多的尊奉,只是看中玄奘对西域以及天竺诸国的游历经验。

什么意思呢?在一千多年前的唐代,没有人去过如此遥远的地方,唐朝人的世界观随着玄奘的到来,被极大地冲击了。直到这个私自出境的和尚回到长安,人们才知道,原来世界如此广阔,在大唐之外还有如此众多的国度。

回国之后的玄奘,在李世民的请求下,口述(弟子辩机笔录)出《大唐西域记》,它也是小说《西游记》的蓝本。

有人或许会问,“如何断定不是玄奘胡编乱造的呢?”那当然是不可能的事情,证据可以说非常多。

第一,玄奘的事迹和声明早就在西域诸国流传开来,他还没有回国长安百姓就翘首以盼;

不过,李世民当时厚待玄奘,也仅仅是出于政治考量。他数次要求玄奘还俗做官,但是遭到了拒绝,于是便为其组建了弘福寺译场翻译经文。不久后,李世民要求玄奘将《道德经》翻译成梵文,由王玄策出使天竺时带过去,除了这部经典外,还有马鸣菩萨的《大乘起信论》。

唐太宗在贞观二十二年(648)以后,察觉到自己身体上的变化,才逐渐地信奉佛教。标志性事件就是,他亲自撰写了《大唐三藏圣教序》且刊印后全国发布,太子李治也撰写了《述圣记》。

太宗下诏:京城天下诸州寺宜各度五人,弘福寺宜度五十人,共计度僧尼一万八千五百余人。

在生命中的最后两年里,李世民对玄奘和佛教愈发重视,让太子李治拜他为老师(伴驾玉华宫)。同时,玄奘担任了新落成的大慈恩寺的“上座”,从政治上确认了他“群僧之首”的身份。

贞观二十三年(649)正月,李世民重病不能自理,命令皇太子李治到金掖门“代理国事”。

同年四月,一生杀戮过重的李世民噩梦连连,他经常想起“玄武门之变”手足相残的事情。人总是怕死的,帝王也不能逃过此劫,身体越来越差的李世民想找一个寄托。于是,他就将玄奘召进宫中“伴驾”,每日听其讲经说法。

五月二十六日,一代文治武功的皇帝李世民,在终南山上的翠微宫含风殿驾崩。他的离去,预示着李唐王朝将迎来重新洗牌的时刻,刚刚得到官方推崇的佛教又面临重大挑战。

王权与神权在华夏一直是不相容的,后者从未对前者产生过压倒性的影响,始终依附在其羽翼下生存。所谓的“老师”、“国师”、“上座”等种种身份,其实都不过是帝王喜好的产物,它们是无根的浮萍。

李治在做皇太子时对玄奘尊崇,是因为李世民尊崇这个和尚,他有极高的政治价值。

其实不然,李治只是李世民的第九个儿子,在做皇太子之前不过是晋王,当时的皇太子是其同母所生的李承乾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,李治都备受冷落,李世民晚年非常宠爱第四子李泰(同样是文德皇后所生)。

皇太子李承乾与魏王李泰争宠,纠集李元昌、侯君集等人密谋逼宫,事情败露后被废。而魏王李泰又沉不住气,恫吓自己的胞弟李治,结果一手好牌打得稀烂。

因为这件事情不光彩也不符合礼制,所以李世民还特意演了一出戏,在两仪殿带着李治上朝,当着长孙无忌、房玄龄等人的面要“拔剑自刎”。长孙无忌出面阻拦,表示晋王李治能够胜任王储之位,于是同年四月七日,太宗下诏正式宣布此事。

所以各位应当知道,李治的皇太子之位,得来并非那么容易。但是,这里面又有玄奘什么事情呢?当然有,李治能够顺利登基,玄奘也是出了很大力气的。

玄奘回国初期,房玄龄、褚遂良、长孙无忌等人帮了他很大的忙,这才使其译经弘法的事业得以进展。这些人本身都是虔诚的佛教徒,同时又极为仰慕玄奘的才华,而且与他或多或少有过亲密接触。

比如,玄奘回国时太宗征讨辽东,负责接待他的就是房玄龄。后来其奉诏在弘福寺译经,房玄龄又奉命负责这些僧人的后勤,他与玄奘的接触最早也最多。而长孙无忌看到玄奘译出的《瑜伽师地论》后,极为赞叹他的才识,在皇帝身边数次替其美言。

此外,褚遂良数次为寺庙撰写碑文,他还曾经参与协调长安城中规模宏大的“抄经工作”。

“朝中有人好做事”,这是亘古不变的游戏规则,玄奘能在后来得到太宗重视,与这些重臣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。而反过来,得到帝王重视的僧人玄奘,也成为了朝中忠臣谋求自身利益的政治资本。

长孙无忌是李承乾、李泰、李治等人的亲娘舅,他当然希望自己的外甥能继承大统。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中,长孙无忌被列在首位,他直接参与策划了“玄武门之变”,是李世民的心腹大臣。

相比另外两个外甥,李治可谓是隐藏得非常深,连长孙无忌都看走了眼。他之所以鼎力支持李治,重要的一点原因,就是觉得这个外甥“好拿捏”。作为外戚集团与关陇集团的首席代表,长孙无忌必然不希望强悍的君主上台,“好拿捏”的李治就是最佳人选。

要大力推举李治做皇太子,并且确保其地位无虞,长孙无忌自己出面肯定是不行的。这个时候,就轮到“方外人”玄奘上场了。

长孙无忌找到玄奘,希望他能为李治“美言”几句,答应他日后相助其译经弘扬佛法。

好,写到这里庵主恐怕要挨骂了,因为玄奘三藏在佛教上的地位很高,而佛教高僧似乎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。这样的高僧,怎么会卷入政治斗争呢?但历史的真相往往非常残酷,它会击碎大众所想象的一切幻境。

各位试想一下,在一千多年前的唐代,一位僧人穿行五万余里,途径数十个大大小小的邦国后取经归来,他本身就不可能是普通人。

而且,佛门中的高僧并非大众所想象的模样,只要念念经就可以了。他们要想让佛法在中土流布,势必要在政治、经济、舆论等方方面面努力,否则的话,佛教也不可能在中土赓续两千多年经久不息。

事实上,参与政治的高僧远不止玄奘一人,比如东晋时期的襄阳道安、庐山慧远,都是游走于僧俗两界的绝顶高手。他们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,推动了佛教中国化的历程,使其不断地融合适应中原的土壤,在此处深深地扎根。

“自朱雀至弘福十余里,倾都士女,夹道鳞次……京邑僧众,竞列幢帐,助运庄严。四部喧哗,又倍初至。……致使京都五日,四民废业,七众归承。当此一期,倾仰之高,终古罕类也。”

于是,玄奘躲到驿馆中不出来,直到太宗从辽东回来后召见他。皇帝让他做官,而且许诺地位不比房玄龄低,但玄奘不同意,说自己想去少林寺译经。

李世民一听更吓坏了,说嵩山那个地方远离长安,您这样的人怎么能去那里孤独终老呢?

言外之意就是,你本来就是偷渡出境的和尚,现在名气又这么大。让你去远离朝廷管辖的嵩山,不等于纵虎归山了吗?所以,此后又数次请求他还俗做官,失败后只能将其安置在长安弘福寺译经。

所以说很多事情,是由不得个人的。面对长孙无忌后来的请求,玄奘自然也是答应了,他帮助李治巩固了太子的地位。

这两条都非常管用,无论对谁都一样。人到了老年,心理状态会发生很大的变化,即便是李世民这样的帝王也不例外。他现在对功业不再孜孜以求,对继承人的要求,也无非就是“孝顺、听话、忠厚、老实”,历史上无数例子都是如此。

大慈恩寺是一个例子,后来建造的大雁塔也是一个例子,建寺、造塔、译经都是需要大笔经费的,没有国家的支持根本无法实现。不过好景不长,高宗李治是“扮猪吃老虎”的人,事实证明李世民、长孙无忌等人都看走了眼,他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老实。

大慈恩寺建成之后,李治还写过这样一首诗,可这也仅仅是诗罢了。高宗李治丝毫都不“超然物外”,他是有着宏图壮志的帝王,而且在历史上的评价非常高。

所以,评价历史用“好人”、“坏人”这样的字眼,都是比较荒谬的。真实的历史,就是在矛盾与利益的摩擦中前行,道德评判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。

李治做皇太子的时候,长孙无忌帮了他不少忙,从伦理上讲又是他的亲娘舅。按照一般的逻辑,那高宗李治应当对长孙无忌等人感恩戴德才对,可事实截然相反。长孙无忌既是关陇集团的利益代言人,又是外戚集团的利益代言人,同时还是李世民钦点的“托孤大臣”。

因而,以长孙无忌、褚遂良等人为首的“旧臣集团”,遭到了高宗李治的打击。而原本是方外之人的玄奘,也被归入到“旧臣集团”当中,他悲惨的晚年也就由此开始了。

长孙无忌这个人的确肆无忌惮,在李治登基之初飞扬跋扈,构陷杀害了李世民的第三子李恪(母亲为隋炀帝之女)。一个大臣,杀死了皇室宗亲,而且还是皇帝的兄弟,这就是赤裸裸的挑衅。

这件事情使得李治下定决心,他要将权力完全掌握在皇室手中,除掉长孙无忌等权臣。在这种背景之下,武则天登了历史舞台,她借助外戚权臣与李唐王室之间的仇隙,成功地将长孙无忌和褚遂良扶持上位的王皇后扳倒。

《书》和《资治通鉴》说武则天掐死亲生女儿安定公主后,嫁祸给王皇后博得出位,不过此事一直存在争议。

总而言之,中书舍人李义府瞄准这一时机,向李治上表“废王立武”。许敬宗、崔义玄等重臣也见机行事,纷纷表示支持立武则天为皇后。从这件事情上,就能看出武则天高超的政治手腕,这个女人果真不寻常。

后来元老李勣一锤定音,说:“这是皇帝自己的家事,做臣子的有什么好议论的呢?”由此,王皇后被贬为庶民,父母兄弟全部削去官职流放岭南,武则天被正式册封为新皇后。

宰相褚遂良首先被贬(655年),因为他只是大臣,没有长孙无忌那样的背景。四年后,长孙无忌集团被彻底扳倒,他与丁志宁、韩瑗等人被贬官流放。其中,长孙无忌到黔州后被袁公瑜逼迫自缢身亡,罚没家产后全部亲属流放岭南为奴。

永徽六年(655),尚乐奉御吕才这个小小的五品官,对玄奘新译出的《因明论》、《理门论》大放厥词。玄奘三藏亲眼目睹了朝中风云突变,他所能倚仗的褚遂良、长孙无忌等人自顾不暇,此时沉默就是最好的应对办法。

吕才只不过是一枚棋子,高宗李治才是真正的指挥者,玄奘能连这点道理都不懂吗?

于是,他对种种非议都置若罔闻,即便吕才公开发表了很多侮辱性言论。事实上,高宗李治对玄奘和佛教也没什么太大的怨念,只不过他与长孙集团过于亲近,导致皇帝的警惕和疏远罢了。

如果玄奘不回应,那便一点问题都没有,毕竟他一个僧人无法搅动太大风波。然而,玄奘的弟子慧立看不破这一切,气冲冲地跑去找宰相丁志宁评理,这一下就引起了高宗李治的警觉。

于是,李治当场下旨令吕才与玄奘公开辩论,这就是明摆着要挑动争端。为什么要这样说呢?因为吕才质疑的是佛经翻译的内容,这涉及到了玄奘根本的原则。他之所以后半生在政治中斡旋,无非就是为了译经弘法,此外别无他求。

如果不辩论,那随便吕才说什么都好。可是一旦要辩论,那肯定不能输,否则就动摇了佛法的根基。而且,这场辩论根本毫无悬念,必然是玄奘胜出。吕才输了,他的任务也完成了,面带微笑地离开。

而京师却被搅得不得安宁,因为吕才代表的是儒家读书人,这件事一下子就引发佛家和儒家的对立。同时,道教本来就对皇帝崇佛不满,现在机会来了,便在旁边大肆煽风点火。好了,高宗李治的目的达到了,他此时可以名正言顺地打压玄奘。

果然,高宗李治不久后就下诏,派人监管长安慈恩寺译场,并且进入皇宫中“伴驾”。

表面上说是“伴驾”,实际上就是暂时“软禁”,只允许他带五名弟子进入宫中。在宫中疗养的玄奘已经57岁了,他的心情相当苦闷,这种难以言表的悲戚使其身体日益衰败。

不过,玄奘并未完全绝望,因为高宗李治并未完全打压佛教。两人真正意义上的交恶,还要从一位了不起的女性说去,她就是被立为皇后不久的武则天。

那么,玄奘如何与武则天产生关联呢?他其后又有什么遭遇?先卖个关子,庵主放在下一章讲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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